“原料是基础，工艺是关键，仓储是保障”的十五字真言，如今几乎已为所有普洱茶商家所认同，三者缺一不可。由此反观普洱茶整个发展历史以及当下的市场现状，或可将其划分为三种流派：工艺、原料和仓储。这三个流派的划分并不严谨，毕竟许多普洱茶品牌都在追求“十五字真言”，并不能简单地归入任何一个流派中。如此划分，并非是要强分畛域、厚此薄彼，而是要用一种相对形象的视角和概念来描绘当下普洱茶市场所处的发展阶段，并循着这三派的历史渊源与发展历程一步步揭开普洱茶的独特密码。更重要的是，这三个流派从不同的维度引导了我们对普洱茶核心价值的深入探索，让我们能够清楚认识到普洱茶该有的模样，让我们能够理解普洱茶为何能在历史长河中屹立不倒，甚至还能在当下迸发出令人惊异的发展活力。这三个流派就仿佛三条支流，从遥远的历史从走来，共同汇成了名为“普洱茶”的这条大河。
原料派：普洱茶的空间延展原料派，又称山头派、风土派、纯料派或古树茶派。从某种程度来说，茶叶作为一种植物，地理条件的差异自然决定了茶叶品质的优劣。中国拥有深厚的茶文化积淀和悠久的饮茶历史，中国古人也很早就将产区概念引入了对茶叶品评的范围中。陆羽在《茶经·八之出》中就对唐代茶叶产区以及茶叶品质与自然地理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说明，比如他提到：“山南，以峡州上，襄州、荆州次，衡州下，金州、梁州又下。”说的就是如今湖北、湖南两地不同茶叶产区的品质层次。云南在当时还没有进入陆羽的视野范围，云南各地的茶叶品质也就错过了进行更为细致的区分。后来，樊绰在《云南志》里提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虽然提到了“银生城界”这个茶叶产区，但这个产区指代的是整个云南茶，我们还不能将之视作现代云南山头茶的滥觞。
普洱茶山头派的初次觉醒要到大概一千年后才真正实现。清代中后期，随着中央王朝的势力不断深入西南边疆地区，普洱茶贸易愈发兴盛，云南境内茶山的清晰面目才逐渐显露。六大茶山，是最先为世人所知的普洱茶山头。雍正初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主持云南改土归流，“六大茶山”首次进入官方奏折中，说明在此前很长时间内，“六大茶山”便已是当地约定俗成的说法。再后来，鄂尔泰主持编撰《云南通志》，首次在地方志中对六大茶山进行详细阐述，“茶，产攸乐、革登、倚邦、莽枝、蛮端、慢撒六茶山，而倚邦、蛮端者味较胜”“又莽芝有茶王树，较五山茶树独大”。此后，各种历史文献对普洱茶山头的描述都是围绕着六大茶山展开的，而那些文本的源头基本都是雍正《云南通志》。虽然如此，但从号级茶时代开始到国营茶厂时期，普洱茶对于山头、纯料、古树的讲求其实并不热衷，更多还是依靠自身本就浓酽的风味和融合了各产区茶叶原料的拼配工艺征服了全国各地的茶客。
1993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购统销制度正式取消，制度的松绑带来了普洱茶市场的日益活跃。市场化运作开始成为普洱茶行业的主导，消费者也开始不满足于普洱茶相对单一的口感风味。于是，普洱茶原料派乘势而起。普洱茶原料派在现代的兴起，得益于人们对普洱茶与生俱来的生态禀赋的认识和挖掘。这就不得不提到2008年发布的《地理标志产品普洱茶国家标准（GB/T22111-2008）》。在“普洱茶以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茶为原料，并在地理标志保护范围内采用特定的加工工艺制成，具有独特品质特征的茶叶”这个国家标准背后，反映的是现代普洱茶复兴以来人们对普洱茶产地、品种、工艺和独特品质的不断深入的认识。人们渐渐认识到“立体化”的云南地理造就了那么多独特的小气候区，这些小气候区为古茶树的生长和演化提供了庇护所，让云南不仅成为世界古茶树最为密集的分布区域，也让云南占据了世界上最丰富的茶树种质资源。
当多样的地理条件与丰富的茶树种质结合在一起，人们就发现了班章与易武是大相径庭的霸道与水柔，布朗与冰岛也是区别迥异的苦涩与香甜。从普洱到版纳，从版纳到临沧，从江内的古六大茶山到江外的新六大茶山，一座座曾经名不见经传的山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一片片遗落在历史角落中的古茶园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一颗颗隐匿在深山老林中的千年古茶树刷新了人们对普洱茶的认知，原料派打开了人们对于普洱茶的生态禀赋的认知空间，也为市场营销带来了充分的施展余地。当人们对普洱茶的风土展开极致的追求，其实也就是在试探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给普洱茶带来的无限可能。
原料派拓宽了普洱茶在空间上的发展活力，但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普洱茶的深厚潜质。普洱茶以其独特的加工工艺和丰富的内含物质，不仅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在与微生物的联动共舞中，焕发出了“越陈越香”的悠长韵味。这种对普洱茶在时间维度和微观层面的开拓，就要由仓储派来完成了。
节选自《普洱》杂志2025年4月刊《三派源流 汇聚成河》文｜吴家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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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02月28日
